湿疹多发于小儿，发病率为12%~25%。我国5岁左右儿童患病率高达85%以上，且呈逐年上升状态。小儿湿疹根据症状不同分为脂溢性湿疹、干性湿疹及湿性湿疹，症见红斑、水疱、糜烂或鳞屑脱皮等。全身均可发作且多发于手足、面颈部及皮肤褶皱堆叠处，瘙痒剧烈时引起小儿哭啼吵闹对父母是一种折磨。对于成人而言，因瘙痒糜烂、破溃渗出且反复发作的特性极易导致皮损处在长年累月的折磨下变得更易脱皮、开裂，甚至局部皮肤成片脱落，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由于湿疹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一般认为与病患机体本身的免疫能力、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均有关联。如遗传、免疫异常、性激素水平变化、内分泌失常与代谢紊乱、表皮屏障受损、摄入或接触过敏原等等。
传统医学对于湿疹的治疗主要以祛风清热、健脾除湿为主，其认为湿疹是由于“脾脏”系统的运水能力下降影响了其他如“肝、肾”系统的协作能力同步下降，进一步导致免疫机制紊乱而产生湿疹。
现代医学同样认为湿疹是由于免疫机制紊乱而导致的一系列机体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如小儿湿疹患者会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而逐渐好转。但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患者免疫机制的紊乱，大部分小儿湿疹患者在随着年龄增大的同时有极大概率患有过敏性鼻炎及哮喘等疾病[1]。
一般而言，对于湿疹的治疗常以糖皮质激素、炉甘石洗剂或中医药治疗。而以生物制剂的治疗通常适用于中重度湿疹，多以人白介素作为靶点的药物为主， 如：度普利尤单抗注射液[2]、抗人白介素-8鼠单抗等等。
通过基础和临床研究发现，免疫球蛋白E（IgE）在湿疹这类特应性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并可作为疾病严重程度的检测标志物。IgE是人体内浓度最低的免疫球蛋白亚型，仅占血清总Ig的0.002%，虽然其浓度远低于其他同种类型的免疫球蛋白，但其仍然可通过不断的产生并保持相对较高的浓度参与过敏性疾病进程发展而影响着全球约25%的人口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3]。
过敏反应早期主要由嗜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参与，这些细胞与IgE交联后可迅速释放脱颗粒，进一步释放出组织胺、5-羟色胺等物质产生过敏反应。而IgE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和IL-4有关，它可促进B细胞活化增殖，并在T细胞与单核细胞的辅助下特异性地诱导B细胞合成IgE增加过敏概率[4]。
而IL-4主要由活化的CD4+T淋巴细胞产生并可以反向诱导CD4+T淋巴细胞分化为Th2细胞进而分泌更多细胞因子导致Th1细胞与Th2细胞失衡产生2型炎症反应。另外，IL-4和IL-13可共同诱导分化后的嗜酸性粒细胞向炎症部位转移，同时诱导B细胞中的IgM转换为IgE并启动IgE与FcεRI信号通路，更多地增加了IgE与嗜碱性粒细胞及肥大细胞等结合所释放出来的生物活性物质，极大程度上加重了过敏反应[5]。IL-4的这一系列生物活性驱动机制均可通过其特异性受体：白介素-4受体（IL-4R）发挥作用。其中白介素-4受体的亚基α（IL-4Rα）是IL-4与IL-13的共同受体亚基，阻断该靶点则可同时阻断二者的驱动机制与2型炎症通路。
靶向IL-4Rα成药适应症范围广，目前已有多种适应症布局，如上文中所说的特应性皮炎、哮喘、慢性自发型荨麻疹以及嗜酸性粒细胞型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6]等。拿度普利尤单抗来说，这是一种靶向白介素-4受体亚基α（IL-4Rα）全人源单抗，用于治疗包含湿疹在内的特应性疾病，也是全球首个获批成人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靶向生物制剂，可从机制上治疗2型炎症相关的疾病。除特应性皮炎以外，已先后获批哮喘、慢性鼻窦炎半鼻息肉、嗜酸性食管炎、结节性痒疹等适应症。且从度普利尤单抗的实验数据来看，其作用机制对慢阻肺等疾病也有治疗作用。
由于IL-4与IL-13的驱动机制复杂，精准靶向IL-4Rα或避免其他与其他靶标结合仍是药物开发策略中需要关注的安全问题。目前在国内已有抗IL-4Rα的纳米抗体研究与专利申报[7]，纳米抗体自身精准的靶向性及小分子体积等天然优势在机制上也许能更进一步的为湿疹及其他特应性疾病患者带去良好的治疗方案。
纳博生命专注于纳米抗体的开发、改造与应用，拥有符合实验动物标准的羊驼繁育基地与独立实验基地。致力于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实验公共服务平台。希望能为广大生物科研机构、医药研发企业和创新团队提供更专业、性价比更高的实验服务。欢迎各方研发人员与我们交流联系。